《历史的岔路口：甲申1644》
李目宏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作者李目宏先生即将出版的书稿《历史的岔路口：甲申1644》。
作者对明朝灭亡特别是对李自成大顺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阅读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以及2004年明亡清兴、李自成败亡360年时，阅读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
无独有偶，我早年对“晚明”、对“明亡”的兴趣，也是受到这两部作品的影响，但顺序不同。先是读《甲申三百年祭》，好像是1974年前后，读下来的感觉是“酣畅淋漓”，从此知道了“李岩”和“红娘子”。然后是《李自成》的前三卷，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印象最深的是李自成夫妇的“高大全”，以及“孝庄”劝降洪承畴的片段。当然，那个年代使我对“晚明”、对“明亡”产生兴趣的还有金庸的《碧血剑》《鹿鼎记》，特别是顾诚的《李岩质疑》《明末农民战争史》。
把这四位前辈及其著作放在一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郭沫若先生是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顾诚先生是纯粹的明史学家，姚雪垠和金庸二位先生，则是小说家。其实也很正常，史学从本质上说是“人学”，记载人类及其活动，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事物，后来才被上升为“科学”，成为专门的“学问”，于是反倒离“人”远了起来。所以有了史学的大众化问题，即如何通过普及的方式，让正在脱离大众的史学重新接近大众。
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的“历史知识”，一般是从小说和普及读物中得来的，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如《中国历史故事》《世界历史故事》，而关于自然的知识，则是来自《十万个为什么》。所以，当我后来把“历史”当作“专业”来学习的时候，一方面是其中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大抵上耳熟能详，另一方面，却又时时犯糊涂。比如，在关于“三国”时期的信息储备中，哪些信息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哪些信息来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又有哪些来自《三国演义》？很难分清。所以在撰写并讲述《国史通鉴》的“秦汉三国”时，不得不时时进行核实，以免误将彼“三国”弄成此“三国”。但是，《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以及《资治通鉴》就一定符合历史的真实、一定可靠吗？《三国演义》的演绎就一定不可靠、一定不可信吗？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更是一种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
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学术的普及，学习历史和撰写历史读物，已经成为不少朋友的喜好，民间高手层出不穷。当然，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中唐出现的唐人传奇、宋代发生的话本小说，已经开启了历史撰写和解读的“下沉”过程。明朝人更以他们对当代政治的关心而投入对历史的书写中，我们所知道的著名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以及不怎么著名的《全汉志传》《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隋史遗文》《大明英烈传》《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等等，都是来自那个时代的作品。不但男人喜欢，女人也有不少热衷于此道，所以有“女通鉴”之说。只是由于作者本身的素养不同、性格不同、喜好不同，作品的风格和水平也不一样。
虽然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回过头来再读这些曾经读过的小说，几乎一本都读不下去，但是，它们对于大众、对于未入“专业”的爱好者的影响力，却不是所谓“二十五史”以及我们这些“专业”学者的著作可以比拟的。要向大众传播我们认为相对合理、相对正确的历史常识和历史观，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史学的大众化，而不是要求大众的史学化。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我才和《百家讲坛》多次合作，有了《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王阳明：心学的力量》，以及现在还在持续进行的《国史通鉴》，B站也正在播我录制的《明朝为何说亡就亡？》和《明朝的悲剧人物》。我想，也正是基于这个情结，我对作者的《历史的岔路口：甲申1644》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史学大众化。
作者告诉我，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给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史书上评价崇祯是一个想把国家治理好的皇帝，但为什么偏偏把一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庞大明朝给弄得灭亡了？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内忧还是外患？是官员腐败无能还是崇祯决策失误？
李自成闯王义军浴血奋战十多年终于攻进北京城做了皇帝，他的成功有什么特点？但为什么仅待了42天就被打出京城仓皇出逃，最后败死九宫山？是偶然战败还是必然灭亡？
一直偏居东北一隅的清军又是如何趁势而起，以区区十几万军队进入北京，最后清朝迁都北京？一统中原成为新霸主的清朝为什么也亡了，没能走出封建朝代更替兴亡的怪圈？
甲申1644年，大明、大顺、大清，三个朝代走马灯似的快速更替，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完成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棒交接，其兴亡历史，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和值得研究借鉴的经验教训？
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发表后，为什么国民党组织文人写文章打压，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看到后极其重视，批转为整风的文件发至全党？
写历史书应该给当下的读者以怎样的启示？
正是这些问题，推动作者进入到这段历史。他希望从“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出发，探究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疑问、教训、经验。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良苦用心。既非“三分史实、七分虚构”的小说，也非“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的学术，他是以既灵活又以文献记载为依据的具有穿透力的纪实文学的风格，梳理了明亡清兴之际各种势力特别是大明大清大顺三个政权之间的生死博弈，描述了诸多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与性格，如崇祯帝朱由检、清太宗皇太极、永昌帝李自成，袁崇焕、杨嗣昌、温体仁，范文程、多尔衮、多铎，高迎祥、张献忠、李岩，等等，不仅言之有据，并且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略作摘录：
“虽然孟子早就给出了国家体制理想的遵循秩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后面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都把这个秩序从根本上颠倒了，成为‘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所以，即便崇祯在位能通过行政手段暂时化解一些局部矛盾，但对于积重难返的社会根本性矛盾，他无法也无意从体制上加以改变，因此，明王朝走向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也是所有封建王朝无解的千年难题。”
又如：
“多尔衮从马上征战夺得胜利，但治理一个大国不能全靠武力。他下马换车，以这样‘止戈’的外部形象，宣示了他的治国基本理念。
“这个‘下马’的动作很文雅，很潇洒。
“多尔衮未必知道老子《道德经》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经典名言，但他清楚，从马背上征战得来的江山，现在需要的是纸面上有条不紊的管理。暂时把战马盔甲收起来吧，在庙堂上施展统揽全局运筹帷幄的智慧韬略。”
因为有“以史为鉴”的使命感，所以，书写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同样是多彩的，感觉却有些沉重。没有办法，这是所有有良知的学者在研究、追述那一段历史时共有的心情。
学者总是想通过历史给人们提供经验与教训，作者于此有深厚的情怀，也希望读者能够体谅他的良苦用心。
史学家、文学家能够做的，是尽可能地把历史这面镜子打磨得平整一些，更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
□ 方志远
